自新文学发生以来，杜甫是众多作家、诗人和研究者争相效仿与阐释的对象，其“诗圣”地位因这种叠加式的重塑而获得了巩固和再造。像冯至的《杜甫》、洛夫的《春望》、杨牧的《秋祭杜甫》、叶维廉《春日怀杜甫》、西川的《杜甫》、萧开愚的《向杜甫致敬》、安琪的《成都，在杜甫草堂》、娜夜的《草堂读诗》等等，皆是以杜甫作为问题或方法，突破了各种“现实主义的限制”，还原了杜甫在现代社会所具有的现代性与公共性，乃至“人民性”的承担意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宽广视野。杜甫所具有的当代性，是他作为一种诗学传统延续下来的永恒力量，这也是杜甫被上升到一种美学高度和思想力度的价值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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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随着诗歌创作的平台网络化与风格多样化，对于杜甫的书写也获得了更深层次的拓展，且融合了诗人们更具时代性的理解。在这一动态的文化背景中，诗人们“以各种方式的怀念发明了自己的杜甫”［1］，不管是从美学精神上将其作为一种伟大的传统来承袭，还是化用杜甫的人生与作品，以形成新的“杜诗学”体系，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现实主义精神、忧国忧民的情怀、精湛的诗艺等各种关键词，“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诗性的剧烈冲撞里，发明一个新的杜甫”［2］。这个“新的杜甫”更具当下感，从而让我们得以从更综合的角度探索现代诗与古典传统的承续关系。

一、杜甫作为一种“诗学传统”的演变和形成

杜甫作为一种诗学传统，早在他被尊为“诗圣”的时代就已经开始，在后来更具深广度的继承中，他既受制于时代因素，又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解放。而随着中国古典文学逐渐演变成为现代文学的传统时，杜甫之所以显得源远流长，是因为他更契合中国人对文学现实、历史、战争和苦难人生的多层面理解。杜甫的文学体验和感知是基于其个体经验对接时代公共经验后生成的家国情怀，所以顾随说：“曹公是英雄中的诗人，老杜是诗人中的英雄。”［3］对于杜甫的这一定位，是将其放在整个中国历史进程里与其他人进行比较的结果。杜甫作为一种“传统观”的有效性，不仅体现在他被置于历史流变的延长线上，还有他不同于其同时代人的独特精神内面。杜甫以千余首诗和漂泊苦难的人生塑造了一个中国诗人的整体形象：一方面，他在早期诗作中即显露出了特别的才华；另一方面，晚年杜甫又有了“老去诗篇浑漫与”［4］的深沉与大气象。不同于李白的道家式狂放想象，杜甫更多体恤的是民间疾苦，这一选择为我们提供了一套认知唐诗的精神谱系和话语原则。杜甫在后世所引起的共鸣，传达出的是语言和笔法的独特建构意识，还有他对现实的敏锐感受力和透彻洞察力。

将杜甫作为本质性的古典传统来看待，是中国诗人的内在理念。特别是新文学发生以来，对于杜甫的再发现乃基于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人民性”立场。诗人忧国忧民的人文情怀和主体形象，在1949年之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中获得了制度化的呈现，其人与诗也在逐渐的演变中被确立成了一种现实主义美学的衡量标准。“绝大多数中国史学家、哲学家和诗人都把杜甫置于荣耀的最高殿堂；这是因为，对他们来说，当诗人杜甫追求诗艺的最广阔的多样性和最深层的真实性之际，杜甫个人则代表了最广大的同情和最高的伦理准则。”［5］而宇文所安称杜甫为最伟大的中国诗人，其理由在于：“他的伟大基于一千多年来读者的一致公认，以及中国和西方文学标准的罕见巧合。”［6］就诗艺角度而言，“杜甫在集过往诗歌之大成、开创卓越诗境的意义上的确是伟大的”［7］。从其人其诗这两方面还原杜甫的形象，是延续他在后世的价值，而我们从传统中究竟能够获取什么，则面临着传统如何得以转化的问题：杜甫是一个中介，也是一种精神结构。“我深知我是在杜甫中写作。”［8］当我们回望杜甫时，这种回望本身即可构成一种传统，以杜甫作为镜像映射出了另一条诗歌之道与人生之道。在有些现代诗人看来，“杜甫作为诗人，能够让当代诗人看到写作所需要秉持的种种原则”［9］。而更年轻的诗人则在比较之后，直接道出前辈诗人多“以杜甫打底”［10］，他们在面对现实时有着较深的忧患意识，这是知识分子良知的体现，但归结到杜甫这一传统上，则又扩展为至高的人生素养与文明修为。

20世纪末，萧开愚写出了长诗《向杜甫致敬》，他和杜甫的对话是献祭意义上的交流，“你的声音传播着恐惧，/生存的和诗艺的”［11］，这是一个完整的古典诗人形象在当代中国的变体，作为穿越过来的“传统”，他始终是有限度的。“杜甫的诗歌值得多看，但应该避免他那种方式的刻苦。”［12］这也是不少当代诗人的看法，杜甫虽然成为了一个阅读与共情体验的标杆，但很少有人愿意像杜甫那样进行写作实践。其原因主要是，当代诗人大都脱离了杜甫身处的社会环境，缺少杜甫那种在大转折时代感同身受的心境。而有些诗人仍然视杜甫为知音，像萧开愚提到的“良心模式”，就源于一种普遍的诗性正义，但“问题不在于用貌似正义的眼光垄断对杜甫的理解，而在于用它来约束当代诗歌的主题的确定和挖掘”［13］。用西川的说法，杜甫不仅仅是一位需要欣赏的诗人，更是一位需要“体验”的诗人［14］。就像他与杜甫的对话——“在一个晦暗的时代/你是唯一的灵魂”［15］，只有将杜甫置于“传统”的位置上，他才会显出中国诗人的完整性。我们也只有在作为“传统观”的意义上来看待杜甫，他才会在当代诗人笔下获得更大的延展空间，从而对时空的穿透才会更富力量感。

作为一种“传统”的杜甫在超越历史时空的基础上也跨越了文体限制。从古典诗歌到现代诗歌的转换，中间虽然经历了由文言到白话的革命，但杜甫并未在这场持续的革命中被现代性完全消解掉。相反，他的“巨大影子”在新的语境中“以其冥想的音乐、精微的感受力和炫目的语言实验”［16］，“投射到了现代主义的帷幕上”，焕发出永恒的光彩。有诗人称，在诗歌中“杜甫已经成为一种美德”［17］，这一美德内化在了传统之中，并成为很多读者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此一历史记忆由隐而显地形塑出了相对稳定的诗学秩序。

如果说杜甫不再构成古典传统楔入现代诗的障碍，那么，他所树立的诗学观相对更贴己切心；虽然有时也不乏天马行空的想象，但他总能在表达的极致处将想象收回来，最后化为现实的一张面影。经历了早中晚期几个阶段的人生书写后，杜甫的启蒙诗学观也逐渐成为了一种文化诗学观，在这一演变历程中，他的诗歌与人生其实在后世召唤出了更多的“杜甫式传统”。虽然秉承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但杜甫作为传统流传下来之后仍然是温情的，而非暴戾和乖张的。诗人张执浩说：“我发现我和杜甫还是最接近的。他哪怕在草堂生活的时候，现实已经那样的艰难，但是他的诗歌中仍然是充满温情和希望的。”［18］这种对话性不同于二元对立的对抗性诗学姿态，它共情于诗人的人生态度。杜甫的“晚期风格”扎根于更多富有人文情怀的诗人笔下，成为了诗歌美学的一束光源，不管多么遥远或暗淡，总是昭示出他作为“现实主义诗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但同时也折射出了现实主义的局限性。这一点在思想或观念的维度上表征了当下时代的诗学形态，那就是重新回到“知识人”的使命意识，回到“人民”这一共同体的范畴，让自己成为时代的镜像。

在杜甫及其“人民”诗学的传统观形成过程中，杜甫的这种“人民性”在后继者身上究竟延伸出了哪些新的可能性？是否又对中国现代诗歌构成一种翻转的命运？这也是摆在诗人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尤其是他的本土气质值得诗人们去回望，在回望与审视中围绕“人民性”而建立了新的美学共同体——诗人们不约而同地重新回到杜甫的传统中寻找精神资源，这也预示着诗歌开始通往一个新的日常美学场域。日常美学契合了杜甫在新世纪所处的时代语境，它也承载了诗人们向内转的策略性选择。杜甫相当于文学天平上的砝码，平衡着诗人们在“介入写作”中对自我的改造和重塑。他们在杜甫身上所寄托的是自身的身份认同：诗人是一种具有生产性的精神装置，其主体性的获得是通过探索在机械复制时代如何从人性角度发现诗的光辉。这是新世纪以来的诗人们不断“致敬”杜甫的原因，作为可以重新发现乃至发明的传统，对其的现代性转化是趋于动态的，而非静止不变的。这种转化也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生产机制。

杜甫作为“传统观”的生产性与实践性，即延伸出来的可被现代诗人们发掘的价值，正是其诗歌固有的逻辑。他不是在讲理和说教，而是以个人命运的融入参与了对现实情境的塑造和对时代精神的建构。杜甫及其诗歌的生动感和形象性，更多体现在细节上，这些细节正是新世纪以来的诗人们需要重新观照的对象。他们不是要回到杜甫的时代，而是要在自己的时代重新思考杜甫的可传承性。“我所谓的‘致敬’并非倡导形式的复古，而是希望现代诗歌也能够继承和发扬杜甫诗歌所涵盖和代表的艺术追求和诗歌精神，让我们的现代诗歌因为拥有了以杜诗为代表的广纳百川和不断创新的古典诗写传统而更加强大和源远流长。”［19］谷禾的观点也许代表了不少新世纪诗人们的想法，这也是杜甫作为一种“传统观”的思想根基之所在。当杜甫真正融合为具有沉浸感的诗之力量，他既是古典诗歌传统对新世纪诗歌影响的成因，也可能是最终结果。这一点更多还是体现在新世纪诗人们对他的传承与化用上，他不仅是可感可触的，更是去符号化的形象。从这一视角来切入杜甫在新世纪诗歌中的“共振感”，能够再次开启经典诗人在具体写作实践上的当代呼应之旅。

二、杜甫形象与诗歌的现代性化用

如果将杜甫置于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谱系之中，那么，他作为一位古代诗人，何以能影响那么多秉持现代主义美学观念的后来者？这就不仅是古典与现代的交融问题，更是在于诗人如何获得超越这种二元对立的更具永恒性的境界，它多关乎人生与日常的修为、教养和精神体验。“他激励并挑战了不同风格、代际和意识形态的诗人。”［20］这是杜甫真正具有共性的一面，不管这种共性是基于认同还是反对，它至少在“为人生”的话语实践上保持了某种朝向底层与民生的探索热情。新世纪以来的诗人们曾从各自不同角度“致敬”杜甫，并在思想源头、现实情怀、批判实践、日常美学等方面给予其现代性的转化，这是杜甫的“潜能”于新的文化背景下召唤出的新的时代之声。

在20世纪以来的诗歌现场，杜甫的功能化过程势必倒逼诗人们寻找他作为创造性资源的新的诗学增长点。不管是将其变得陌异化，还是表述为似曾相识的现实主义趣味，都会涉及对时代的追问。尤其是针对更为具体的杜甫形象的再造，书写本身会显得更加微妙，这种移植不仅关联到时空的转换，还在于主客体的相互凝视——当诗人们凝视杜甫及其作为整体的诗人形象时，他又何尝不是在反向凝视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正是在彼此的凝视中，阿甘本意义上的“同时代人”［21］形象才更富有穿透力。诗人们将杜甫视为自己的“同时代人”，他们从这位跨越时空的诗人身上看到了自我的影子，同时也在其诗歌中发现了一条可延续的隐秘线索，这才是移植和化用的意义。

新世纪诗人需要在何种境界上才能靠近杜甫，将他与自我的成长置于创造的可能性中重新予以审视？这一追问似乎带着隐喻意味——历史的杜甫分化成了多个现实和当下的杜甫，这种分化是要打破我们心目中固有的杜甫认知，从而还原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民代言者”形象。“他多么渺小，相对于他的诗歌；/他的生平捉襟见肘，像他的生活。/只给我们留下一个褴褛的形象，/叫无忧者发愁，叫痛苦者坚强。”［22］黄灿然在《杜甫》中以旁观者视角试图写尽诗人的一生。诗人并不想美化杜甫，他的还原是基于变身之后的审视，我们也可以将其看作是杜甫内省精神的现代变体。

历史跟他相比，只是一段插曲；/战争若知道他，定会停止干戈。/痛苦，也要在他身上寻找深度。//上天赋予他不起眼的躯壳，/装着山川，风物，丧乱和爱，/让他一个人活出一个时代。［23］

这种为杜甫作传的方式是基于精神上的息息相通，但在历史的错位中，诗人同样也有着内在的精神冲突。杜甫的抵抗不在于外在的批判，更多时候还是体现为观察世事之后的疑惑和责难。只有看透了人间疾苦才会有大悲悯，杜甫以自己的人生之诗为其作了更好的诠释。“杜甫的伟大，是通过历代的无数灾难来证明的。而李白的伟大，是任何时代的人一看就看得到的。”［24］在黄灿然的对比中，李白和杜甫总是无法溢出现实的诗学考量，但对杜甫的理解需要有时代语境，这一点让他更具中国性和本土色彩。西川也曾比较过李白与杜甫：“杜甫是儒家，其诗歌根源于中原的正统气象，与现实社会紧密结连。如果说李白的想象力方式来自于海水、海市蜃楼，那么杜甫的想象力方式则是来自于土地、土地上万物的生长与凋零。”［25］中国的现实进入到杜甫笔下会获得深深的痛感，它不是悲剧性所能涵盖的，清醒的头脑遭遇了残酷的现实，最后只能归结于“时代之痛”。

黄灿然诗歌的痛点不仅源于杜甫，而且还凝聚了所有对生活感同身受的体验式理解，其文本才会显出深刻的命运感。“苦难凝聚又解放了他的语言。/五十岁，混成这个样子，/我喜欢他的哀鸣。”诗人陈律在读杜甫的《逃难》之后发出如此感慨，这种惺惺相惜是基于对人性和现实的理解。“尽管，失去故国后，/诗只是无用的慰藉，/他只是一个在冷漠的湘江边/恸哭的缺乏安全感的男人。”［26］陈律与黄灿然对杜甫的整体理解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种有温度的写作正契合于杜甫本人对诗的理解。如果说杜甫是在用生命写诗，其人生体验感是出于个体在转折时代的遭遇，那么，他更高的精神追求正是对人类公共经验的综合性再现。

也许每个现代诗人心中都装着一个杜甫，而杜甫又有着高处不胜寒的孤独感，如何通过灵魂的拯救去部分地解决这一关于孤独的人生难题？孟冲之以现代诗集《重构杜甫》来与“诗圣”对话，就是要直面这种孤独，他称自己的诗集是“我的孤独与杜甫的孤独碰撞、交流、融合的产物”［27］。诗人们深沉的笔调与善意的流露，都可能是在孤独中节制的人道主义重建，他们的孤独感虽然源于和杜甫之间“灵魂的相通”，但更多时候还关联于诗人所具有的悲剧意识：

当人把琴当柴禾烧的时候，上天/选择我，作为宇宙的泪泉，所以/我写诗，每日，每夜。这是我的/补天大计。世界从一首诗开始，/世界也会在一首诗中新生。我/记下我的哭，记下百姓的哭，/和那些无耻的、残忍的笑。/我要让后来的人们记住：记住/诗，也就是记住了光。我走过/这个无光的世界。我一直/爱着。这是唯一的安慰。［28］

在《杜甫》一诗中，西渡也试图以自己的方式为“诗圣”立传，他下笔即代为诗人告白了写诗的理由：无论经过多少事，皆付笑谈中，唯有诗留了下来。诗歌就是杜甫的传记，他所有作品构成了个体的完整人生，而西渡将其苦难人生在写作中转化为生动细节时，他只能紧扣住核心精神，将其变为一道语言的景观，既客观理性又辩证深邃。最后，一切暴力、恩怨与苦难都汇入爱的河流，这种慈悲为怀的善意成就了杜甫的宽广胸襟与伟大人格，其“诗圣”之谓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获得了印证。“杜甫的诗是最伟大的现实，也是对中国人的独特精神的最高褒奖。”［29］杜甫的确在现实主义这一条脉络上变得更为清晰，他直面了时代的磨砺，最终将自己交付出去，以诗的方式完成对“时代精神状况”的描绘，这也是他的诗被称为“诗史”的原因。

杜甫兼具现实主义和诗歌技巧。他在近乎诗性的召唤中投射了精准的叙事，以此构筑了另一套易为忽视的诗歌话语体系。“杜诗的‘诗史’性质和精湛的叙事技巧，为当代诗歌的叙事性提供了经典性的榜样”［30］。新世纪以来，很多诗人从格言警句式的单向度写作中摆脱出来，在传承现实主义精神的基础上借鉴杜甫白描式的叙事方法，于观看之道中接续现代性的“风景之发现”。森子在《杜甫故园》中也是以凭吊的方式与诗人进行隔空对话，“杜诗是紫色的，我这么想，并未深入窑洞/诞生如同瓷器一样易损/泡桐花是易碎的，反对弹琴的牛耳朵”［31］，虽然在叙事中娓娓道来，但内心的决绝是真实的情感再现。诗人不惜冒险以相对陌生化的语调引入了隐喻和象征，但他最终还是从尖锐的对抗中将自己救赎出来，重新融入现实生活，虚构出一个杜甫与自己对话。

很多时候，那种带有反讽意味的笔调，是在还原历史现场时对历史的某种戏仿，这一点正是新世纪诗人们对杜甫普遍采取的化用原则。虽然诗歌透着悲剧性，但诗人们不再以过于沉重的大词对读者进行启蒙，而是将自己置于杜甫的个人体验中，以获得更为真切的日常再现。谷禾的《江上的杜甫》同样是以“看风景”的视角切入到对杜甫晚年船上生活的还原，诗中呈现出两个主体的对话，一个是作者自己，另一个就是诗人杜甫。作者以第二人称切入对话，更显出亲切之感。杜甫在哀叹悲苦生活时内心的恐惧是无可言说的，谷禾以杜甫和老妻的对话重构了一段历史，“先生，这风透骨的冷/你把耳朵贴紧朱漆剥落的门板/——你听到了雪，长安的雪”［32］，对话虽是古典事件，却带有极强的现代意识。这种现代意识是来自杜甫还是谷禾本人？谷禾以现代精神分析学梳理了古典的杜甫，并为其赋予了旷世孤独的命运感。这是诗人的写作伦理，也是他以自己的日常生活比拟于杜甫的一种策略。谷禾认为，除民歌外，杜甫之前的诗人所写多为“咏怀、游仙、山水、宫体、应制、应酬、社交之作”，“只有从杜甫开始，我们才看到了通达现代人生活的日常之诗，诗人的笔下不再只见天地，而始可见众生”［33］。

诗人们在强调现实主义的同时，也界定了杜甫所独有的“诗性正义”。“杜甫之为杜甫，并不在于他对离乱和弱小的注视和恤悯。这种注视和恤悯，在他之前历代诗人中从未断绝，但借由杜甫的巨大语言学创造而成为一种天才范式。”［34］这种语言学创造是否成就了杜甫的天才与伟大？而在后来者的接续和传承中，真正的杜甫开始变形，有时甚至以相对夸张的形象出现，那可能是完整立体的杜甫，也可能是一个拼贴的杜甫。

总之，诗人们不会再以现实主义白描手法来绘制我们公共观看经验中扁平、单一的苦难诗人形象，而是让杜甫变得更加多元。“我是黑暗里的反光，我落雪，/在和语言的搏斗中有一张/清瘦的脸，先于词。//我感时，时间里有无数空洞；/恨别，别的世界一样暗。”［35］高春林在书写自我的同时，“兼致”杜甫的写作也是基于对话立场。这种对话首先是语言上的对话，各种变形极具现代意识，虽然诗人化用了杜甫的一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36］，但语调和气息完全变了，我们只能隐约感受到现场严肃的内心较量，但他最后没有通向虚无，而是再度回到日常生活接受“山河”的洗礼。

杜甫其人其诗在新世纪诗人笔下被改写和化用，原因还是在于他作为经典现实主义的“传统观”有了更加适宜的土壤与环境。当它被嫁接在经过现代性浸染的新诗中时，其实打开的是古典与现代之间那扇闭合的窗，既有着互证的可能性，也有着古典的现代性与现代的古典性的交叉融合，这是诗人打捞记忆的碎片和处理历史之能力的体现。而在杜甫被现代性再度经典化的过程中，他已经内化成了一些诗人写作中更为强力的诗学精神。

三、多元诗学精神的双向延续与拓展

杜甫在当代的传承是否仅体现为现实主义这一条脉络？杜甫的写作在现实经验之上铺展开了多面的美学形态。于坚有个说法：“在这个时代，杜甫就是‘诗关别材’。”［37］杜甫的多样性恰恰构成了对其现实主义路径的一种积累和叠加。

被叠加的杜甫不免会引起我们反向的追问：诗人的现实主义书写不是孤立的，他是否会有一个源头？这场追溯源头之旅也是我们理解杜甫更深层次现实主义的内在动力，因为他本身体现为双向的主体能动性——既继承前人的成就，又探索自己的新路径，正是在对过去和当下的不懈学习中形成了自己新的创造力。“大概从大文学的角度出发，杜甫的文学出发点是现实主义的。如果说到现实主义内容的话，必定要谈到新题材的开拓问题，杜甫无疑是这方面最好的例子。”［38］在现实主义上如何对“新题材”进行开拓？这也许是杜甫一生都在探索的难题，它可能是关于内容的，但又不可避免地触及形式问题。现实题材随着时代和个人遭遇的变化一直在改变着，这源源不断的主题如何对接一个更合适的形式，当是诗人面临的最大挑战。杜甫的诗歌基本上都是在处理现实题材，他如何抒发中国式情感、如何讲述中国式故事、怎样在大时代中直面渺小的个体，都需要经历更多的反抗、妥协与和解的循环，这从身心两方面都考验着诗人在现实中提炼主题、书写生活的能力。杜甫诗歌的力量在于他将自己置于正在发生的时代情境中，这种参与意识是其获得现实感的基础；而新世纪诗人们如何从杜甫那里继承这种“现实感”，多取决于自己在生活体验中怎样参与对时代的深度思考、表达和建构。

不少诗人对于杜甫的理解都可能局限于“纸上杜甫”，而不是在现实中感同身受地去直面自身所遭遇的“成长难题”，这样，对杜甫的继承就只能是空泛的理念，缺乏日常经验与具体细节作支撑。特别是由杜甫延伸出去的那些感慨和召唤，最后是否还能回归到杜甫的初衷，也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很多诗人虽然在书写杜甫，但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写他自己，比如臧棣的组诗《狂歌日记——向杜甫致敬》［39］，就是从第一人称视角切入，在更具体的时空里代诗人完成了一生的历程，但经过现代汉语的转化和变形，杜甫成了一个具有多重自我的“现代人形象”。这种依托杜甫的再创造，对应的可能就是经典诗人在当下的延伸性传承。有研究者意识到，“杜甫不仅善于继承、遵守严格的诗歌形式，而且善于创新、打破诗歌的形式。在艺术的本质上，他更接近于一位先锋诗人，实验诗人，自由诗人。”［40］因此需要重新挖掘和化用杜甫，以进行诗学上的转化性创造，让他成为在现实主义背景之下自由拓展的一个新典范。

在组诗《新唐宋才子传》中，廖伟棠将杜甫设置为一个走向现代社会的谋生者，他经历了自己从未经历的事情。这种将古代诗人置于当下的做法虽然是虚构，但虚构本身所透露出的正是诗人以想象重新命名现实的品格。

我出差到一些古怪的地方，为了公司/将要倒闭之前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常常一个人走出那些好像废墟的火车站，/时代像晚点的火车，在我背后悲哀地高声叫喊。［41］

廖伟棠笔下的杜甫遭到了现代社会强劲的冲击，新的杜甫形象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转身并生成。“传统意义上的杜甫形象，虽然有不旋踵而至的巨大灾难，但是却能够以苦心编织的诗歌文本抗衡生命创痛，在肉身不断趋于毁灭的过程中悲剧性地凸现生命的庄严宝相”［42］，现代的杜甫和传统的杜甫在隔空对比中显出了巨大张力。虽然现代的杜甫形象仍然脱胎于古典的那个才子，而变化的环境已经兼容不了迂阔的儒家君子。从迂腐变为迂阔，并非从善变为恶，这种人生难题在当下社会不再需要启蒙，而是要翻转成为另一套人生价值体系。

在形象的杜甫转变成理念的杜甫之过程中，符号化的人格还是要以人性本真为底色，将杜甫在历史节点上分割成两个明显的时段，历史的情境与文学的阴影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杜甫”。“杜甫的重要，就在于他通过个人的感受和经验准确地传递出人们在那场大的历史事件中所承受的苦难，他们的处境和他们的思想感情。这是史书所没有的，也恰恰是文学的独特作用。”［43］有人认为安史之乱成就了杜甫，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江弱水提出，杜甫对历史和现实的书写，有一种个体亲历者温度的投射。“因为历史书提供给我们的只是一种‘冷记忆’，对于历史记忆，与其说是激活，还不如说是封存、冻结。但杜甫的‘诗史’是具体的、可感的、带着个人情感的温热而生动自然地流过我们的心灵，故其入人心更深，影响也更久远。” ［44］杜甫不是高居云端的诗人，而是活在人间的悲苦者。

谷禾还曾写有《绝顶论》，主题源于杜甫《望岳》中的一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45］而谷禾似对其作了更具个人情怀的演绎：“众山之上，不再有/更高的存在/唯星空，白云，空虚，和厌倦/一种伟大的荒凉/……继续向上，一只鸟在暮色里/怀抱经书疾飞/再向上，就剩一颗秃头了/你唤之太空，唤之寰宇。偶尔也称之绝顶之人/——唯一的白发，飞流直下三千丈”［46］。两首诗看起来都是空间和高度决定视野的辩证法主题，但杜甫并不是在讲理，而是在描绘，就像绘制一幅山水画，让诗成为相对开放的文本。谷禾却在向内转，他既有描绘，也试图在画面的基础上找到抒情传统中通往智性的面向。这一扩展的命题虽然渗透着杜甫写作上的点滴素材，但它是新世纪诗人在感性经验上借鉴杜甫的结晶，在心智上体现为一种审美创造的精神自觉。

如今，杜甫这一传统文学遗产已从早期的启蒙转向了更宽广的现代性审美资源，因此，他在历史与文学结构上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同臧棣所言：“新的杜甫也在我们写作着的现代汉诗中不断发明着我们。”［47］回到中国当下的具体时代语境，杜甫的影响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综合观之，杜甫是作为一个整体形象在影响着我们对待文学的态度，正像有学者所指出的，杜甫“对当下诗歌的启悟是一种综合性辐射”［48］，这一点可能正呼应了诗人王家新的那句话——“杜甫式的忧患和深厚的同情心，这一直是我们创作的一个源头。”［49］杜甫的这一诗学体系在当下时代仍然具有强大的生产性，可能是异化的结果，也可能是各种对其认知经验的综合，它们共同在“生命体验”和“情感体验”上构筑了生动的旨趣，这是审美上的集体无意识带来的群体效应。有的诗人在做出调整之后继续向杜甫致敬，而有的诗人则在创造的层面上将其作为诗的动力源去重塑“迷失的自我”。

当然，杜甫历经千百年仍然具有至为强劲的影响，还是在于其人其诗的永恒之美。“杜甫个人的力量，确定了杜甫以后的诗歌发展道路，给后世千年的诗人们提供了沿着杜甫之路前进的有利方向。”［50］此定位看似历史定格，也不乏对杜甫这一形象的未来期待。与其说是期待杜甫的转化，不如说是将期待放在未来的诗人身上：他们的敏锐性决定了如何再度发现乃至“发明”杜甫的前景。

新世纪以来，也有不少诗人和学者指出，不管文学写作如何先锋与自由，最后都脱离不了现实主义的精神底色。这一点也是杜甫具有永恒价值之所在，而摆在新世纪诗人面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尽力激活他在现代性语境中还未被充分释放的现实主义潜力，以更鲜活的细节透视出时代症候中的现实难题。因此，回望杜甫就不仅仅是诗人个体经验的问题，而是怎样更透彻地融入具有普遍性的公共命题的表现中，寻求古典与现代对接的最佳路径，创作出新时代语境中的“杜甫形象”与“杜甫精神”。尤其在新世纪面临复杂多变、矛盾纠结的人性现实中，杜甫作为一种参照和标准，似乎成了诗人们认知自我、寻求新变的精神路标之一。他们已然在对杜甫的回望中重塑了新的杜甫形象，阐释了新的杜诗内涵，由此丰富了杜甫及其作品，也必将形成新的杜甫传统。

注释：

［1］颜炼军：《象征的漂移：汉语新诗的诗意变形记》，第26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47］臧棣：《作为压舱石的杜甫》，《诗刊》2022年2月号上半月刊。

［3］顾随：《顾随诗词讲记》，叶嘉莹笔记，顾之京整理，第8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36］［45］杜甫：《杜甫诗选注》，萧涤非选注，第111页，第42页，第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5］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曾祥波译，第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6］宇文所安：《盛唐诗》，贾晋华译，第213页，三联书店2014年版。

［7］兴膳宏：《杜甫：超越忧愁的诗人》，杨维公译，第3页，三联书店2022年版。

［8］［37］于坚：《诗言体》，《诗歌之舌的硬与软》，第201页，第20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9］孙文波：《杜甫就是现代诗的传统》，《诗刊》2015年10月号下半月刊。

［10］秦晓宇：《向杜甫致敬》，《世界博览（看中国）》2007年第2期。

［11］萧开愚：《向杜甫致敬》，《此时此地：萧开愚自选集》，第153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2］ ［13］萧开愚：《个人的激情和社会的反应》，《此时此地：萧开愚自选集》，第402页，第402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4］ ［39］西川：《杜甫的形象》，《我在哪儿错过了你》，洪子诚、刘鼎、卢迎华主编，第258页，第254页，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

［15］西川：《杜甫》，《我和我——西川集1985—2012》，第29页，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

［16］江弱水：《古典诗的现代性》，第134页，三联书店2017年版。

［17］柏桦：《白小集》，第320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

［18］范宁：《张执浩：诗人像闪电一样照亮生活》，《长江文艺》2013年第11期。

［19］ ［33］谷禾：《向杜甫致敬》，《诗刊》2018年7月号下半月刊。

［20］王德威：《六个寻找杜甫的现代主义诗人》，刘倩译，《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4期。

［21］吉奥乔·阿甘本：《何谓同时代人？》，《论友爱》，刘耀辉、尉光吉译，第6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22］ ［23］黄灿然：《杜甫》，《我的灵魂》，第51页，第51页，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4］黄灿然：《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读书》2000年第3期。

［25］西川：《唐诗的读法》，第130—131页，北京出版社2018年版。

［26］陈律：《读杜甫〈逃难〉》，《还乡：陈律诗选2001—2010》，第6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

［27］木朵：《孟冲之访谈：从意境到意味》，见孟冲之《杜诗重构》，第171页，湘潭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8］西渡：《杜甫》，《天使之箭》，第217—218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

［29］西渡：《诗的神秘源于无限》，《写作》2019年第5期。

［30］西渡：《历史意识与90年代诗歌写作》，《诗探索》1998年第2辑。

［31］森子：《杜甫故园》，《天津诗人》2019年第4期。

［32］谷禾：《江上的杜甫》，《世界的每一个早晨》，第112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

［34］陈先发：《白头知匮集》，第152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

［35］高春林：《山河在，兼致瑶湾杜甫》，《江南诗》2016年第6期。

［38］ ［50］吉川幸次郎：《读杜札记》，李寅生译，第72页，第6页，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

［39］臧棣：《狂歌日记——向杜甫致敬》，《诗刊》2022年2月号上半月刊。

［40］师力斌：《杜甫与新诗》，第13页，团结出版社2019年版。

［41］廖伟棠：《新唐宋才子传·杜甫》，《少年游——廖伟棠诗集》，第110—111页，天地出版社2005年版。

［42］张松建：《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第34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43］张曙光：《为诗歌命名》，《山花》2016年2月号A版。

［44］江弱水：《为诗一辩》，《诗刊》2018年1月号上半月刊。

［46］谷禾：《绝顶论》，《世界的每一个早晨》，第9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

［48］罗振亚：《“杜甫热”与当下诗歌的审美选择》，《文艺评论》2016年第6期。

［49］王家新：《诗歌的“内与外”》，《写作》2019年第1期。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